编者按：今天是鲁迅先生诞辰135周年纪念日，我们刊发著名学者朱正先生的两篇新作，以资纪念。朱正先生正在撰写《瞿秋白传》，《瞿秋白：“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一文是其中的一节，以翔实的史料来描述鲁迅与瞿秋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交往的经历。

　　瞿秋白在1931年1月7日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政治领导职务，他说，他就在“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据王明在《中共50年》里面说，从1931年7月起，中央就让瞿秋白参与领导左翼文学运动了：“文学修养很深、经验很丰富的瞿秋白，在转赴中国苏区工作前，在1931年7月至1934年1月期间，按照中央的委托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他协同中国共产党左翼作家联盟党团，在思想意识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在实际工作中，帮助了鲁迅。”

　　“左联”的作家们很欢迎瞿秋白来领导。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说：“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与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

　　那时丁玲正在筹备创刊左联的刊物《北斗》，从一开始她就得到瞿秋白的支持。她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回忆说：“这时雪峰同志常常给我带来鲁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对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后来，他还在鲁迅家里住了几天。再后来，雪峰在鲁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秋白搬了过去，晚上常常去鲁迅家里畅谈。他那时开始为《北斗》写‘乱弹’，用司马今的笔名，从第一期起，在《北斗》上连载。”

　　瞿秋白写的《画狗罢》和《哑巴文学》两篇杂文，登在1931年9月出版的《北斗》创刊号上。以后他又在这刊物上发表了《乱弹》、《水陆道场》、《财神还是反财神？》、《新英雄》等好几组杂文。

　　……新文学界必须发起一种朗诵运动。朗诵之中能够听得懂的，方才是通顺的中国现代文写的作品！此外……中国虽然没有所谓“文学的咖啡馆”，可是，有的是茶馆，固然那是很肮脏的。然而茶馆里朗诵的作品，才是民众的文艺。这种“茶馆文学”总比哑巴文学好些——因为哑巴文学尽让《三笑姻缘》之类占着茶馆。（《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第359-360页）

　　在《新英雄》这一组杂文里，《“匪徒”》这一篇以极大的热情赞颂正在和敌军苦战的中国工农红军：

　　是的，只有他们——这些所谓“匪徒”，能够打胜帝国主义，能够解放中国，能够创造真正几万万民众自己的中国！他们英勇的战斗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最后的胜利是有保障的。这是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同上书，第432页）

　　瞿秋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学活动的时候，同鲁迅有了很亲近的交往；当他住处出现了险情时，曾经三次到鲁迅家避难。

　　在这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编选了一部《鲁迅杂感选集》，并且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

　　这是鲁迅杂文的第一个选本，是作者本人认可的选本。反正都是鲁迅的文章，当然可读可传。不过如果细看一下，也还不是没有可说的意见。像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随感录”，书中选了六篇，可是就是没有选入《随感录四十八》，我以为这是他随感录中最好的一篇。其中说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这些意见，可以看出鲁迅见事之深。甚至今天还有这种新一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者，这也显出了鲁迅思想批判社会批判的力量，瞿秋白不选这篇，未免有点可惜。

　　可以入选而未选的，例如还有《战士和苍蝇》这一篇，据鲁迅自己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一文里说明了写这一篇的旨趣：“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75页）

　　《三闲集》里的《“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是当年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重要文献。就因为文章所批评的成仿吾、钱杏邨都是瞿秋白的同志，这两篇瞿秋白就没有选入了。当然，这两篇都比较长，也可以作为不选的理由。

　　瞿秋白为这个选本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要对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作出自己的评价。他在写作的时候，转引了列宁所引赫尔岑的一句话：“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从绝望当中看出希望、养护希望，这需要怎样的乐观！

　　从赫尔岑这里，瞿秋白得到了立论的出发点：“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瞿秋白的序言，概述了鲁迅从留学日本时候在《河南》杂志作文，直到现在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全部活动，特别高度评价他在北京和《现代评论》派正人君子的论战。在谈到鲁迅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论战的时候，瞿序说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

　　这对创造社、太阳社虽然也略有批评之意，但是在总的倾向上还是予以肯定的。同时，对鲁迅也有一点批评：“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

　　这时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经成立，原来的论敌已经成为左联的战友，鲁迅自己也被尊为左翼文坛的领袖，相逢一笑，昔日的恩怨全消。瞿秋白这样来谈论往事，对他作一点这样的批评，他是完全能够接受了。鲁迅还说这一场论战给自己的益处：他是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并且还翻译介绍这些“科学的艺术论”。

　　瞿秋白是翻译家。他的文字工作中，翻译占了很大一部分。他死后，鲁迅为了纪念，编印《海上述林》两册，大都是这一时期翻译的成绩。

　　他翻译的，像普希金的《茨冈》、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当然都是名著名译。文学理论方面，他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出版了《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材料编译的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现实》。收入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拉法格文艺方面的论文和书信七篇，译者编译的有关论文六篇，后记一篇。第一篇是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六期（1933年4月）上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署名静华）。这时“左联”正在和胡秋原、苏汶论战，这一篇就是为论战提供理论根据。鲁迅很看好这本书。徐懋庸写信问他文学理论方面可读的书籍，他1932年12月20日在回信里就推荐了这本书：“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闻已排好，但恐此刻不敢出版了。”

　　瞿秋白翻译的这一篇《没工夫唾骂》（署名向茹）在“左联”刊物《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1932年10月)上刊出，下一期刊物上就有一篇作者署名“芸生”的政治讽刺诗《汉奸的供状》，是攻击论战中的对手胡秋原的，它完全是模仿别德讷衣的长诗《没工夫唾骂》的。鲁迅对芸生的这一篇很是反感，为它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篇文章。可是他要批评这一篇，又要保护瞿秋白的工作成绩，只好强调了两篇的不同了。其实模仿者的诗中只有“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这样恐吓的字句，可以算是自己的“创作”，不是从季谟央·别德讷衣的《没工夫唾骂》模仿来的。

　　今天读《热风》

　　朱正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里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可是这时已经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面临大转折的中间。在几次对外战争失败之后，“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特别是在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之乱以后，“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文章谈到他在日本留学时候的一件事：“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这时，鲁迅已经“绝望于孔夫子”。他反对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这种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他在《狂人日记》里作了这样的概括：“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热风》是鲁迅最早的一本杂文集，态度鲜明地反对中国文化传统。卫道之士，也就是竭力保卫中国文化传统的人士，提出了“保存国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口号。《热风》对此作了有力的反驳。《随感录三十五》说：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 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 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 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随感录三十六》说：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 我也有大恐惧。

　　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 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 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

　　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 不然，何以为中国人!”

　　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

　　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显然，鲁迅认为，既然同在一个星球上生活，最好不要过多地强调自己的特殊性。说到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的那些人，《随感录四十八》这样描写说：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搾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 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 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

　　“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这话真是说得太中肯太深刻了。科学家丁文江说过，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就是“玄学为体，科学为用”，可惜这是办不到的。“全有或全无”，科学是不可能为玄学所用的。

　　谈西学就要谈到西化问题。其实，西化就是现代化。鲁迅是主张西化的，他在《随感录四十六》里说：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 Apollo。

　　在《青年必读书》里更说：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也不是鲁迅一个人的主张，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位也都有这种西化的倾向。

　　例如胡适文章中说的，“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全改用刀叉。”鲁迅说的，“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也就是主张和世界先进文化接轨的意思。

　　《热风·题记》中说：“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今天读《热风》，我觉得它的许多还没有失去时效，可见事情远未结束。今天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就要尽自己的力量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业。

　　供图/小林

　　本版作者朱正：1931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留一点谜语给你猜》、《1957年的夏季》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