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译成gentleman，不合适
400条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有了准确诠释与英译
“小心地(dì)滑”被翻译成slip carefully(小心地(de)滑)、“四喜丸子”被翻译成four glad meat balls(四个高兴的肉团子)……像这些让人啼笑皆非的雷人英译，出现在日常生活里可能还只是闹笑话出洋相，但不准确的翻译如果出现在中华经典外译本中，就可能会造成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刚闭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民心相通是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准确翻译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术语，对于方便人文交流的意义不言而喻。
那么，像“道”“仁”“阴阳”“风骨”“大同”这些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术语到底如何翻译？北京晨报记者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目前已经公布400条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诠释与英译(部分摘录见右)。近日，北京晨报记者采访了“工程”学术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外研社副总编辑、编审章思英和外研社编审严学军。
为何翻？
经典误译易引发文化误解
“要发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怎么传达是很重要的方面。”针对国学经典在翻译过程中被误读的一些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应该启动、实施重要国学经典的汇校工程，重点解决国学经典解读及经典外译方面存在争议的情况，以方便中国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刘新成认为，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中国国学经典的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值得注意。过去，国学的经典外译主要依赖外国汉学家，“但是这些汉学家对中国国学经典不一定理解得很清楚、很准确；另外，他们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从他们自己的知识背景出发来理解中国的经典，这样就难免出现误读或者是有意无意的曲解。”
刘新成举例说，西方汉学家翻译的《孙子兵法》有多个译本，多数译本存在翻译错误，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据悉，《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有一段话：“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是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孙子讲的本是霸者和王者的军队在与实力相当的大国对敌时的用兵谋略，并不是要追求“威加于敌”、拔城毁国。西方译者比如翟林奈(Lionel Giles, M.A。)，格列菲斯(Samual B. Griffith)，索耶尔(Ralph D. Sawyer)都没能很好地理解这段话的整体语境，翻译不到位，因而有些西方人以此作为“根据”，提出中国的军事威慑论是有历史传统的。
传统典籍被误译仍然存在
据严学军介绍，目前，翻译界在翻译实践方面关注、讨论较多的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学经典的翻译，二是外宣方面的翻译，三是科技文献的翻译。而涉及术语的，主要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其中又以中医术语的翻译讨论最多。关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关注不多，因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这个概念是第一次提出，也是“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意义所在。
“传统典籍被误译的情况是存在的”，严学军说，“一是对传统典籍的历史语境和文本解读有误，二是对典籍中的核心概念内涵的理解不是很到位，三是为了迎合或迁就外国读者，硬性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内容作不适当的裁剪。”像中国古代的“君子”，主要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上层贵族的男子，二是指德行出众的人。这两重含义在具体的文本中有时能区分，更多的时候两重含义都有。但不少《论语》译本都将“君子”译成了gentleman。
再如，“上帝”这个术语，在中国历史语境中主要含义有二：一指主宰宇宙万物及人事的最高天神，二是相当于“天子”，指帝国或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还有一个核心概念“天”，冯友兰先生说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五重含义。“上帝”和“天”含义如此复杂的一个概念，在大多数的中外译本中都译为“God”，而“God”与中国的“上帝”和“天”实在相差很远。“这几个术语我们都收录了，我们根据这几个术语的历史语境与语用实际重新进行了诠释和翻译。”记者注意到，在此次收录的术语中，君子被音译为Junzi (Man of Virtue)，上帝被翻译成Supreme Ruler/Ruler of Heaven。
对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不当
中国传统典籍的外译，从利玛窦翻译“四书”开始，到后来汉学家如卫礼贤、理雅阁、韦利，国内翻译家如辜鸿铭、林语堂等的翻译都不尽相同，仅《论语》的译本大概就有60多种。“外译的版本这么多，对同一术语翻译的不尽相同，有的术语有十余种译法，比如‘天命’，有人译为the truth in religion，有人译为the Laws of the God，还有the Decree/Decrees of Heaven等诸多译法，彼此都有些道理。”严学军说，翻译需要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但译者大多按照自己的理解翻译，而他们可能只把握了其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今天看来，无论是中国人自己的外译还是外国汉学家的翻译，都或多或少存在对中华文化术语误译的问题。”
外研社副总编辑章思英认为，之所以产生误译，不完全是翻译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就有误。“比如古文都没有标点，今天的人给经典添加了句读，不同的断句所产生的意义就会有差异，外文翻译自然也不一样。《论语》《孟子》《老子》等很多经典著作都存在这种情况。”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丛书“前言”中提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的宗旨是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推动国家间的平等对话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借鉴。
翻什么？
术语选自古籍经典
什么样的词汇称得上“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术语如何遴选出来？据严学军介绍，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大多选自《诗经》《尚书》《论语》《孟子》《文心雕龙》《诗品》《文史通义》等古籍经典，并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释义。为此，“工程”组建了哲学、文学、历史三个学科组和一个译审组，学科组组长分别由北大、人大和武大的三位著名学者担任，译审组组长由长期从事对外传播的资深专家担任。学科组专家为术语的筛选订立了6条标准，首先是时间上的断限，上至先秦，下到辛亥革命，近现代术语不进入整理范围。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范围很广，涉及的领域众多，第一期工程的术语先限定在文史哲三大领域，科技术语包括中医术语等没有放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文史哲领域的术语更能反映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
严学军介绍，反映中华民族观念的词句很多，长到一段话，短到一个字。“工程”对术语的形式也做了说明，是“以词或短语形式固化的概念或文化核心词”，这就排除了完整的句子、段落或篇章，术语在形式上主要体现为词和短语。
具有国际传播价值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涉及到两重语境的转换，一是历史语境向现代语境的转换，二是现代语境向国际语境的转换。我们要考虑有些思想文化术语能否被国际社会接受，我们所传播的术语内容和价值观念绝不能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背道而驰，像 ‘三纲五常’‘无毒不丈夫’等一些含有封建糟粕的术语肯定不会入选。”严学军解释说。这些负面的术语概念并不适合对外传播，事实上也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继承的内容。
此外，还要考虑我们所要整理的思想文化术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有参考价值。“中国话语体系的根在传统思想文化，那些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话语都是我们整理的对象。”
没有回避生僻术语
记者注意到，在已经发布的术语中，有些术语连国人都很陌生，没有听过或者听过但不解其意，比如“镕裁”“解衣盘礴”“虚壹而静”等。
“此次确实有一些生僻的文学术语入选了，它们不为一般人所知。但文学和文艺思想是中华思想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是距离普通人远一些，不能因为普通人用不到，就不将其列入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严学军说。
据章思英介绍，“工程”预计发布900个术语，力争在2018年完成出版。“反映中华思想文化的术语很多，肯定不止900条，但不能指望一个‘工程’完成所有内容。”下一步，专家们将对已出版的术语进行修订，“翻译界有一个普遍共识：译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她透露说，参与“工程”的中医传播专家已开始整理、诠释、翻译中医术语，首先选择中医中偏思想文化内涵的术语，比如“阴阳”“五行”等，中医的临床术语会在后期再作考虑。
中国龙依然是dragon，别纠结
译者们绞尽脑汁为翻译一个术语曾讨论一下午
翻译一个短短的词，看似简单，实则需要走多个流程。记者在已经出版的书籍中看到《中华思想文化术语》，每个术语由条目、中文释义和引例组成，每部分都有对应的英译。这些术语最终出炉，需要由文史哲专家和翻译家层层讨论和“把关”，有的需要数周或者数月。
谁来翻
国内外90余位专家组队
“兼具外语翻译能力同时又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厚功底的专家，可谓凤毛麟角。”外研社副总编辑章思英说，“工程”启动后，李学勤、林戊荪、叶嘉莹、张岂之等著名学者担任顾问，90余位文、史、哲学科及英语翻译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应邀组成专家学术团队。
“中国古代没有学科的概念，每个术语可能会涉及到文史哲等不同学科领域，这些术语能不能翻译成英语？翻译成英语后会不会有多重理解？外国人是否能理解？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外研社编审严学军说，他有时会为文史哲专家和英文译者“搭桥”，根据术语的含义将其精确化，便于译者翻译，并排除可能产生的歧义。“如果我修改不了，就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将其返回给学科组。有时候译者也会提出翻译后可能外国读者理解不了，这时就需要对中文文本进行修改，有时候一条术语的修改可能往返若干次。”
资料图：市民从南京中山南路沿线的一排巨幅励志公益海报前经过，上面的“圆我梦想”被翻译成了“round my dreams”。中新社发 泱波 摄
怎么翻？
中文释义：要有源有流 取最大公约数
为何要由中国的文史哲专家先对术语进行阐释？在严学军看来，现在很多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方面有精深的研究，甚至有可能超过国内的学者，但对中华思想文化的整体把握上，国内学者更了解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学术传统和人文精神。
但国内的学者有时也会对同一术语有不同的见解，如何统一？严学军说，“翻译以中文准确的诠释为前提，古代思想家的文本自有其特定的意义，但后人对文本所诠释的意义与作者的原意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入，中国古代逻辑学不发达，古代的思想家们很少对自己所提出的术语概念进行定义，后世的学者因此就有发挥的余地。比如儒家的经典就不断被演绎，不同的学者往往从自己的角度重新定义。”“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可能和董仲舒、朱熹的就不一样。中国学术史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学术流派定义自然不一样，在同一学术流派的不同思想家那里也会有理解上的差异，因此，我们要把术语概念放在整个学术思想史中进行诠释，不仅要考虑到源，还要考虑到流变。”
另外，专家们确定了释义的若干原则，比如在各种说法当中，会取认可度高的一种，或在不同的学术纷争中取最大公约数。比如对“中庸”这个术语的释义，就曾有学者提出了意见，列举了有关“中庸”的很多说法。“这些我们也注意到了，但我们的定义其实把若干种解读都综合起来了。”
严学军说，这些术语往往承载了丰富而复杂的含义，每个术语都可以写出一篇几千或上万字的论文，但要把它精炼概括成200字左右的释义绝非易事，甚至比做一篇大文章还难。“学科组专家本身还有教学、科研的任务，有的还担任行政领导，大多利用业余时间来做，所以术语的释义并非大规模的产出，而是逐条逐个释义，每一条都经过精心的思索探究。”
汉译英：为求贴近绞尽脑汁
术语翻译成英文，如何既能传播术语所包含的中文内涵，又能让外国受众理解？章思英说，科学而严格的翻译流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译文的质量。“我们一共有三道流程。首先是由从事翻译工作至少10年以上的资深译者，将术语翻译成英语。第二步是请资深汉学家修改润色，这些汉学家通常在文史哲的某一个领域钻研很深，且英语是其母语或以英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及学术研究语言，由他们润色能保证语言的地道和流畅。第三步由国内资深的英语专家，同时也是长期从事对外传播的专家最后定稿。”
记者注意到，有一些术语直接用汉语拼音做了音译，比如“风骨”就音译成了Fenggu。章思英坦言，有些术语含义很丰富、很综合，没有办法找到绝对对应的英语单词或词组来表达，这时会采用音译，读者通过阅读释义，一般可以理解其含义。她举例说，“仁”通常被翻译成benevolence，但我们选择了音译“ren”。因为“仁”有三重含义：恻隐之心或良心；根源于父子兄弟关系基础上的亲亲之德；天地万物一体的状态和境界。而“benevolence”只能表示“仁慈、善行”。
以前也有观点认为，“龙”不能翻译成dragon，因为dragon在英文中是凶狠凶恶的怪物。对此，章思英说，“龙”的概念在中西方完全不同，“工程”译审专家之所以仍将“龙”翻译为dragon，是因为译审组有来自外交部、外文局、中央编译局等机构的专家，大家都认为，以往中外交流不频繁时，可能外国人会纳闷，中国人为何会信奉一个凶恶的图腾形象。但到了今天，海外很多读者已经知道中国龙不同于西方的龙，中西交流频繁后，西方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也有龙的正面形象出现。
章思英透露，为了让翻译精益求精，译者们往往是绞尽脑汁，以求达到最准确的表述，有时候为了一个术语，大家会纠结半天，发若干封邮件讨论。如“天理即是良知”最初被翻译成“Principles of heaven are conscience”。但这样“A就是B”的翻译没能让大家满意，最终大家一起反复讨论了一个下午，决定翻译成“Principles of heaven and conscience are the same in essence”(天理和良知本质上是一样的)更为贴切。
另外，诸如“般若”(波若)这种来源于佛教的术语，译审组不仅要征求哲学组专家的意见，还请教了佛教专家来协助翻译。
在翻译中，西方汉学家也会提出很好的建议。章思英举例说，在翻译“怀远以德”这个术语时，引例中有“管仲言于齐侯曰”，中文译者直接翻译成了“齐桓公”，但汉学家指出，齐桓公的爵位是侯爵，死后才谥为齐桓公，翻译成“齐侯”(Marquis of Qi)更为恰当。
也有一些英语的俗语，可直接用于翻译术语。比如“化干戈为玉帛”，就有现成的英语俗语——Beat Swords into Plowshares / Turn War into Peace。
■传播和意义
国际传播有了可靠参考
记者了解到，“工程”已经出版4辑书，包含400条术语。“目前虽然只出版了英语版本，但已经授权国外出版公司，将出版亚美尼亚语、尼泊尔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的版本。受众为研究或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或一般读者，普通的中国读者也能看得懂。”
严学军说，国际传播是很大的课题，传播的质量取决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有关系。译审组组长、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黄友义指出，文化的传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细水长流。中国的文化将随着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潜移默化地影响更多的受众。
未来，这些术语是否会形成一个规范和标准？严学军说，如今，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时常引经据典，所称引的这些经典如何翻译？“工程”译审专家建议，“工程”发布的术语成果可以作为从事国际传播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可靠参考。
■记者手记
文化传播必须精益求精
外国的读者喜欢读什么？在去年我参加的一次采访中，某电子书阅读器平台发布称，中国的网络文学在海外非常受欢迎，每天的下载量占华语内容阅读量一半以上，不少外国读者就很喜欢“总裁文”。我当时听了，既惊讶又有点遗憾，因为华语书籍的优质内容，绝不仅仅限于网络文学，我们还有四大名著等那么多的传统文化作品。
如何让外国读者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了解“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认识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我想，在文化输出中，首先要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加精益求精，另外在传播方式上，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有趣且生动”地传播，更重要的是“准确”地传播。在这方面，翻译专家们字斟句酌的“术语”翻译，无疑是架起了一座桥梁。
希望满载着智慧的中华传统经典能以图书、音乐、电影等更加多样的方式输出和传播，让外国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热捧和分享。
无为(wú wéi)
“为”的一种状态。道家以“有为”与“无为”相对。所谓“有为”，一般是指统治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或世界，不尊重或不顺应万物的本性。“无为”的意义与之相反，包含三个要点：其一，权力通过自我节制的方式遏制自己的干涉欲望；其二，顺应万物或百姓的本性；其三，发挥万物或者百姓的自主性。“无为”并不是不作为，而是更智慧的作为方式，通过无为来达到无不为的结果。
Non-action
Wuwei(non-action) refers to a state of action. Daoism contrasts “action” to “non-action。” “Action” generally means that the rulers impose their will on others or the world without showing any respect for or follow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things. “Non-action” is the opposite of “action,” and has three main points: 1) through self-control containing the desire to interfere; 2) following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 and the people; and 3) bringing into play the initiative of all things and people. “Non-action” does not mean not doing anything, but is a wiser way of doing things. Non-action leads to the result of getting everything done。
本版撰文 北京晨报记者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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