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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文物,几乎都被修复师描摹下来

2018-10-26 16:13:00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卢引科在绘图。人民日报记者 宋豪新摄

  国庆长假,成都宽窄巷子里游人如织。不远处的一座大楼里,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前,一位中年男子在一笔一画为文物描摹临像。车水马龙的喧嚣,丝毫影响不了他手下细达0.1毫米的笔尖走得又稳又快。他就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考古绘图师卢引科。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千余件文物,几乎每一件都被他画了下来,更别提近数十年来成都发掘的大小遗址,光出土的人骨就画了上万具。有人这样诗意地评价他的工作:“一笔一画,手绘千年风华。”

  没有绘图,考古报告如同“有字天书”

  根据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的理论,考古绘图是根据几何制图学的投影原理,结合考古遗存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性学科,属于考古技术的范畴。

  “考古绘图首先是一种语言。”搁下笔,卢引科打开了话匣子。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者用来记录和提取资料的一种方式,是为考古学研究服务的。除了依据几何学原理,考古绘图还要结合绘画透视基础学、色彩学、素描、写生技法等,对古人类在由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进化全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精确而科学地绘制出其形状、结构、尺寸大小,以供考古研究使用。

  对于考古来说,对发掘出来的文物进行考古绘图,是必不可缺的一环,贯穿于考古调查选点、勘探试掘、正式发掘、资料整理、结集出版的全部过程,更是出版考古报告的核心内容。“一部完整的考古报告,图的分量往往要占到一半,甚至2/3。”卢引科说,没有图的考古报告如同“有字天书”,仅凭文字,谁也无法空想文物的本来面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随即设立绘图室专门负责考古绘图工作。1952年,北京大学开设考古学专业,考古测量和考古绘图由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智铭、郭义孚二位先生授课。自此考古绘图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成为考古学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

  纤毫毕现,手绘也是认识、研究文物的过程

  单纯从工序来讲,考古绘图的过程并不复杂,分为起稿、上墨清绘两个程序:先在白纸或计算纸上用铅笔、测绘仪器准确测绘打底稿,底稿完成后再反复观察实物的形状、装饰工艺进行修稿。待定稿之后,用针管笔或蘸水笔在硫酸纸上上墨清绘,也就是俗话说的描图,描图的过程也是结合光线对线条画面修饰加工的过程。为了保证准确度,还会用上游标卡尺、圆规等工具。快的时候,卢引科一天能画十几幅,但一遇到大型、复杂的器物,往往要耗时数月甚至半年之久。

  “遇到特殊文物,比如壁画,就需要用宣纸,最后用特殊方法做旧还原。”最后一步是上色环节,卢引科用的色彩颜料,全都是亲手调的矿石颜料,“跟现在商店里卖的化学颜料不一样,很接近古人调出的色彩。”

  面对有些复杂的器物,根据研究的需要,除了正视图,卢引科还会画侧视图、俯仰视图、局部放大图、纹样展开图、剖面结构图等,同时在图下标注清楚位置、角度、比例尺等详细信息。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日后出版、研究、分型分式、分期断代服务,也便于其他研究者引用。

  “考古绘图虽然是手绘,但对精细度要求非常高,所谓所见即所得。比如我们临像,误差不能超1毫米,而金银器的纹样繁杂,误差不能超过0.03毫米,比头发丝还细。像修复丝绸的文物工作者所使用的修复针,直径最细的才0.35毫米。”卢引科画了几十年,生生把自己“画”成不戴眼镜做不了事。

  通过手绘,文物的外形与结构被精确地展示出来,古代匠人的心血,也随着考古绘图师手下的笔,一目了然地重现。上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正交摄影、数字摄影、三维激光扫描等很快被引入到考古绘图工作中,大大提高了绘图的准确性和立体表达效果等。

  但在卢引科看来,传统的绘图方法还是具有不可替代性。手绘的过程,也是对所绘对象细心观察、认识、分析、对比研究的过程,比如对器形的把握、对器物的认知、对古代工匠的加工制作方法、装饰工艺,特别是对文物艺术性和美感的处理方面,传统绘图仍优于数字技术和绘图软件。

  “打个比方,考古绘图与照片,就像是一座桥的工程图与照片的区别,不论照片拍得多清楚,都不如直接拿工程图看得清楚。”卢引科说,照片只能看到表面轮廓,而无法反映整个器物的结构、表面纹路、线条等,这些只能靠绘图。

  心怀敬畏,担起复原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感

  除了本单位的工作,卢引科还多次当“外援”,帮助全国各高校、考古科研院所及博物馆完成了不少的高难度考古报告的绘图工作。他当“外援”画的《桂林甑皮岩》,汇集了该遗址从1973年到2001年考古发掘的全部资料,作为多学科合作的结晶,出版当年拿下了几乎国内所有考古学科研创新的大奖。

  卢引科说,《桂林甑皮岩》也是他第一次尝试突破传统意义上考古绘图的范畴,用绘图的方式反映中国古代的制陶工艺、石器的加工制作工艺的整个流程。当时,他在几千件标本中挑出几十件陶制残片,摆着来回看了3天,迟迟不下笔,其他考古队员都着急。第四天,他尝试着画了几张,拿给主持现场发掘的教授看,“教授看了一眼就放不下了,大晚上找我商量报告的细节,高兴得像个孩子。”

  “在当今考古界的众多专业绘图师中,专业水平如此精到、绘图数量如此之多、涉及时段如此之长、涉及文物门类如此众多,卢引科先生是唯一的一个,无人能出其右。”这是一段专家推荐信里的评价。数十年的坚守,换来了作品等身。卢引科独笔画的有30多本,算上合作的,共有50本。一本考古报告,平均按300个版算,50本就是15000幅,至于准确的数字,卢引科自己也算不清了。这些图涉及的文物门类很多,既有陶器、石器、骨器、瓷器、金银器,也有石刻、壁画等。

  这项重要而细致的工作,考验的不仅仅是手艺,更多的是绘图师日复一日甘为绿叶的心力。“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你就要担起复原历史的责任感和神圣感,要以一颗敬畏心来对待。如果你画不好、画错了,就会误导别人、错上加错。考古人分期断代就依靠图中细微的变化,器形错之毫分,时代将误之千年。”卢引科坦言,画了一辈子,说不累是假的。但是,依然坚守考古绘图工作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他心里还是放不下:“退休前,我想再画个两三本,关键是要带几个学生出来,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 人民日报 》( 2018年10月26日 12 版)

编辑: 雷佳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文物,几乎都被修复师描摹下来

国庆长假,成都宽窄巷子里游人如织。不远处的一座大楼里,一张宽大的工作台前,一位中年男子在一笔一画为文物描摹临像。车水马龙的喧嚣,丝毫影响不了他手下细达0.1毫米的笔尖走得又稳又快。他就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首席考古绘图师卢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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